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步演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1876年，英國政府強迫清政府簽訂《煙臺條約》，蕪湖被辟為通商口岸，帝國主義勢力直接進入安徽腹地。

在封建主義和外國資本主義的雙重擠壓下，安徽的民族工業在夾縫中求生存，發展緩慢，僅限在面粉、碾米、織布、采煤等行業。伴隨著民族工業的發展，安徽工人階級隊伍也在不斷壯大，但是真正的產業工人數量很有限，大部分是黃包車工人、碼頭工人、城市店員以及進城的手工業工人。工人階級雖然代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方向，但他們的社會地位低下，在生存線上苦苦掙扎。以蕪湖市的黃包車工人為例，20世紀20年代初，全市共有黃包車600余輛，分歸五六家車行所管。黃包車工人約有2000人，其中以潁州、壽縣人居多。高語罕在其調查報告《蕪湖勞動狀況》（《新青年》1920年5月1日），這樣描述黃包車工人的生存狀況：他們分日夜兩班輪流拉車，穿的“是破爛污糟的”“住的房子和豬圈差不多”，甚至“沒過十六歲的小孩拉車子的很不少”。車行老板和官廳互相勾結，任意盤剝工人，使得車夫們的生活難以維持。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即把領導工人運動當作黨的中心工作，于1921年8月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作為領導工人運動的工作機關。工人運動開始出現蓬勃興起的局面。1922年蕪湖黃包車工人罷工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發生的。

1922年3月的一天，在蕪湖省立第二甲種農業學校讀書的壽縣籍進步學生薛卓漢和胡金臺等人，晚飯后散步到東門外鐵路埂，看見一群黃包車工人蹲在地上低聲怨嘆：“日子真是過不下去了，車行里又加租了?！毖?、胡細問原因，得知車行老板通過警察廳增加黃包車牌照稅，將原來每輛車的租價由24個銅板調高到38個銅板。原本已十分貧寒和窘迫的黃包車工人被老板加租后，生活更加艱難。工人們怨聲載道，但苦于沒有應對的辦法。薛卓漢隨即向蕪湖市學生聯合會匯報了這一情況。

蕪湖市學聯決定全力開展對黃包車工人的支援：分區段組織黃包車工人罷工；向教師、學生募捐，維持工人罷工期間的生活；推選代表向蕪湖警察廳請愿，取消增收黃包車牌照稅及車行加租；召開蕪湖的勞動大會。薛卓漢和胡金臺還脫去長衫，穿上黃包車工人的服裝，深入到工人中間，跟他們一道拉車，利用拉車的機會向工人們做宣傳鼓動工作，并幫助他們組成十幾個小隊，確定指揮和聯絡人員，做好舉行罷工的一切準備。

3月21日，蕪湖黃包車工人全體舉行罷工。次日上午，一支由黃包車工人和學生混編而成的2000多人的請愿隊伍，高舉“誓死反對加租”“請求各界援助”兩面白旗來到警察廳，向警察廳長陳述舉行罷工和要求減租的理由，并提出借大舞臺（今蕪湖市大眾影都）召開大會、取消增收黃包車牌照稅和車行加租、命令車行退回已收的新加車租、車行按照原租減少一成等4點要求。警察廳長面對上千罷工工人和學生的呼喊聲驚慌失措，當即答應取消牌照稅，并把車行老板傳來大罵一通，命令他們立即減租。罷工工人聽到這一消息后，歡呼雀躍，齊聲高呼“勞動者萬歲”。工人罷工取得了初步勝利。

為了鞏固斗爭的勝利成果，防止反動當局和資本家勾結起來進行反撲，在蕪湖學聯的宣傳和幫助下，蕪湖勞動界決定召開勞動大會并成立勞工會，維護工人利益。安徽省軍政當局及蕪湖地方當局得知消息后大為恐慌，立即在工人經常聚會的地方張貼告示，下令禁止勞動大會的召開。

3月28日，蕪湖市學聯召集各校代表及黃包車工人代表舉行臨時會議，決定連夜面見警察廳長，要求批準開會，遭到斷然拒絕。雙方僵持很久，沒有結果。代表們氣憤地離去。次日，數千工人和學生不顧當局的阻撓和恐嚇，按原計劃齊聚東門外鐵路埂召開勞動大會，宣布成立蕪湖勞工會。會場上高懸蕪湖學聯贈給勞工會的白布橫幅，上書“勞工神圣”4個大字。黃包車工人打扮的薛卓漢在大會上發表演說。他說：“今天召開蕪湖勞動大會，大家看這個‘働’字吧，就是‘動’字加上站人旁，它的含義是告訴我們，這個世界上的一切，沒有我們勞工就不能推動，也是要那些當官的、富貴的人要把我們勞工當人看待?！彪S后，大會選出蕪湖勞工會的正副會長及各部部長。就職人員當場發表演說。同時，大會還發表了由學生代為起草的《蕪湖勞工會宣言》，并向全國發出通電?！缎浴分赋?“我們是勞動者，我們的‘吃’在哪里呢？我們是勞動者，我們的‘人權’在哪里？”“我們如今醒了!”大會結束后，舉行游行。

蕪湖勞工會的成立在全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受到中國共產黨的關注和指導。1922年5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發起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薛卓漢作為蕪湖工人領袖出席了這次大會。蕪湖勞工會的成立，也極大震撼了反動當局。他們在派出密探偵查后，將人力車工人領袖俞鴻喜密捕，移送地方檢察廳查辦。但這并沒有嚇倒蕪湖勞工會。在蕪湖勞工會的組織和發動下，蕪湖市成衣、紗廠、油漆、鋸木、鞋業等各行業工人相繼舉行罷工，取得了一定勝利，部分行業的工人的工資增加了，工作狀況也有所改善。

1922年蕪湖黃包車工人罷工是青年知識分子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它是安徽現代工人運動史上第一次工人罷工，雖然規模不大，但開創了安徽現代工人運動的先例，寫就了蕪湖乃至安徽工人運動史的破題之篇。

  （作者系安徽省委黨史研究院科研規劃處處長）